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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效率成為信仰，人便失去了自由
在這個催促我們更快速、更完美的時代，焦慮與內耗已成為現代人的集體日常。我們在便利的科技中迷失，在無盡的行程裡失焦，漸漸弄丟了與人真誠相遇的溫度，也聽不見生命深處的聲音。
早在數位科技與AI浪潮席捲全球之前，二十世紀深具影響力的法國基督教神學家暨社會學家——以祿（Jacques Ellul），便已敏銳地看穿這場集體迷失背後的根源。他洞察到，高度發展的「技術體系」正深刻塑造人類社會，使世界逐漸被「效率至上」的邏輯所支配；同時，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與國家政權也透過大眾媒體與宣傳手段操控人心。他指出，這些看似客觀中立的技術、金錢、國家與各種權勢，都可能悄悄取代神的位置，成為奴役人性、使人不知不覺受其支配的「屬靈現實」，使人迷失生命的方向，也失去真正的自由。
面對這些龐大的力量，以祿用跨越時代的先知性洞察，透過四個核心主題，回應了我們當下的存在困境：
★ 基督徒的身分認同： 如何在現代社會中，成為光、鹽，以及奉差派進入狼群的羊羔？
★ 基督徒處世的革命性姿態：如何忠於神國，而不被世界的權勢所塑造？
★ 「目的與手段」的辯證： 當效率凌駕一切，如何不讓手段吞噬目的，使生命淪為空洞的運轉？
★ 失衡的現代溝通：當資訊日益氾濫，世界充斥喧囂，我們如何恢復真實的相遇與溝通？
如果你渴望在科技與效率主導的時代，重新尋回信仰的方向，並在現代社會中活出忠於神國的信仰生活——這本書正是為你而寫。《覺醒的呼召》不是一本反對科技的憤怒之作，更不是一本教導人逃離世界的避世指南。相反地，以祿邀請我們在信仰與世界的強烈張力之中，勇敢選擇「覺醒」：讓信仰重新塑造我們的生命，在冰冷的體制中重新成為他人的鄰舍，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不受技術體系轄制的真自由，並以生命成為神國臨在的記號。
以祿（Jacques Ellul, 1912–1994）
法國著名的基督教神學家兼社會學家，一生活在雙重身分的張力中。身為神學家，他忠於聖經啟示，不僅委身教會，更長期關懷邊緣青少年；身為社會學教授，他以無比清醒的眼光，剖析當代技術與體制對人類的宰制。
他從不躲在象牙塔裡做學問。二戰期間，他曾冒險參與法國抵抗運動，並營救受迫害的猶太人。對他而言，信仰不是抽象的教條，而是全人全心跟隨基督，在現實世界中活出福音。
雖然身處二十世紀，他對現代社會的洞察卻依然發人深省。這份近乎銳利的批判，其實是源於一個清醒靈魂對時代的深切焦慮，以及對人性能否獲得真自由的深刻關懷。
導讀／陳宗文
推薦序／威廉．斯特林費洛
前言／泰德．路易斯
英文修訂版譯者序／莉莎．里奇蒙
自序
第 １ 章：在世界中的基督徒
第 ２ 章：革命的基督教
第 ３ 章：目的與手段
第 ４ 章：溝通
第 ５ 章：序章與結論
後記：關於革命
以祿的生平與思想簡介／大衛．吉爾
以祿著作書目
主題索引
經文索引
【導讀】陳宗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以祿的第二本中譯著作終於出版了。以祿是位著作等身的學者，光是他生前就已經出版超過五十本專書。相較之下，雖然中譯本數量極其貧乏，但從他過世迄今已逾三十年，仍有譯作值得出版，顯見他的影響力穿越時代，著作已是經典。
這本《覺醒的呼召》的法文原版（Présence au monde moderne）出版於一九四八年，以祿時年三十六歲，可算是他最早的著作之一。校園出版的第一本以祿作品《存在的理由》，是譯自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法文原著（La raison dêtre），已是以祿晚年的作品。從《覺醒的呼召》到《存在的理由》相隔四十年，以祿的視野沒有改變，只是論證更深入、更細緻。因此，《覺醒的呼召》可以當成是理解以祿思想藍圖的入門讀本。
以祿的思想藍圖
《覺醒的呼召》寫作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之際，法國正脫離納粹統治，積極重建。二戰期間，法國大部分地區並未激烈抵抗，便直接放手讓德國占領，實質上的損害相當有限。因此，戰後的法國迄待恢復的，並不是物質性的基礎設施，而是遭蹂躪的人性，以及可能背離良心、與神心意相左的信心。基督徒在此尷尬的處境中該如何自處？以祿以其神學和社會科學的理念提出了主張，這便構成了《覺醒的呼召》中四個演講主題，也成為以祿畢生論著的藍圖雛形。
書中的第一個主題是「基督徒的身分問題」：既屬上帝之城的子民，又活在現實的地上世界，基督徒該如何正視因身分而來的衝突處境？他的理念極其單純，就是成為地上的鹽、成為世上的光，以及奉差派到狼群裡的羊羔。這個身分主題展現了以祿的神學底蘊，可說是他多年神學研修之後的信仰告白，他只差沒說出「這是我的立場」。
本書第二個主題是關於「基督教的政治性」：透過對「革命」的思考，帶出基督教的行動史觀。以祿除了透過神學界定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以他熟悉的馬克思理論批判現代社會。不過，他並沒有因此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很清楚地指出，任何屬人的行動都是「次要的」。革命也是次要的，從未有成功的革命者。基督徒不應追求世界上的「進步」，而應該憑藉聖靈，活出一種不流於世的「生活方式」（style de vie）。
第三個主題是透過「目的與手段」的辯證，揭露工具理性的困境，藉以挑戰高舉現代性的社會處境。這個主題奠定了以祿從此以往對技術社會批判的基調：技術本是手段，卻成為目的。然而，以祿要基督徒警醒的不僅在於技術，舉凡藉由拆解目的和手段的操作，包括將律法與恩典截然二分，都是錯誤的，都失去了基督徒活在世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的重大意義。
第四個主題更具體回應了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過與不及的溝通，使基督徒失去了該有的「覺醒」。過度的溝通或傳播，會讓假的變真的；溝通不足，則會造成群體間的分裂。這兩種極端狀況都阻卻了人們去察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心意。基督徒必須是「有意識的」，也就是「覺醒」，而非人云亦云，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以祿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傳播》（Propagandes；中文暫譯）一書，更深入地討論這個主題。
最後，以祿提出上述四個主題的序言（prologue）。序言通常是在一本書的最前面，但以祿反其道而行，把序言當成結論。這也印證了本書正是以祿在接下來半個世紀，無論在神學、馬克思理論或技術社會批判等領域，得以持續耕耘的思想藍圖。
跨越世紀的啟發
《覺醒的呼召》雖然以二戰後的西方社會為批判對象，以祿在書中的主張卻持續有效。神學家侯多夫（Bernard Rordorf）為本書一九八八年法文再版所撰的序言（préface）中提到，以祿此書的要旨，在於強調基督徒必須真實面對「屬靈現實」（réalité spirituelle），也就是要深刻理解現代社會中的技術、金錢、國家、都市等現象，一方面揭露當中隱藏的屬世邏輯，這是基督徒不應盲目認同或妥協的；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必須向在世之人提出基督教倫理的解方，用以回應上述屬世邏輯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侯多夫認為這是《覺醒的呼召》出版四十年後發行再版的重要意義；而我認為這也是在另一個四十年之後，在二十一世紀閱讀中文譯本的意義所在。
我相信這本書的意義，對二十一世紀的華人讀者而言，遠大於半個世紀以前同一區域的讀者。今日亞洲的社會發展狀態與相應而生的社會問題，具有更多的現代特徵，甚至比西方社會更為嚴重。由於技術文化進入亞洲社會的途徑，不同於西方社會中的自發方式，以祿所主張的技術社會批判，也就更難在亞洲社會中被察覺。人們太容易接受技術、進步和制度等現代社會的元素，卻缺乏充分的反思和回應。而這正是以祿勸勉基督徒讀者，必須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中具體展現出來的因應之道。
以祿說：「每當我們研發出新的療法時，眾人都為此歡欣鼓舞；無數人投入研發以求更好的治療，可是，我們費盡心思要保存生命，究竟為了什麼？」今日的精準醫療帶給人希望，但真正的「希望」是什麼？以祿又說：「一個事實是假的，但它刊登在一百萬份的報紙上，也許有一千人知道它是假的，但會有九十九萬九千人相信它是真的。」這不就是今日假訊息的本相嗎？當今基督徒對這些現象的回應，跟社會中不信上帝的人有何不同？
面對未來的思考
每一位讀者都當從這本書中得到專屬自己的啟發，如同以祿所言，並不存在教條式的「基督徒原則」，因為基督才是唯一的原則。但沿著以祿的思路，我還是可以提供三條思考軸線，供華人基督徒讀者參考。
1. 信仰世俗化危機
以祿觀察到西方社會中，「非基督徒在某方面以更美善且與眾不同的方式生活，這確實會成為基督徒的榜樣」。結果，「基督徒的思想和道德觀是向非基督徒靠攏」，「因為基督徒自身缺乏勇氣和忠誠，導致基督教走向世俗化」。世俗化是西方社會現代性的主要特徵，意指社會中治理權力的解離：基督宗教退出政治，世俗權力超越靈性權力，成為唯一正當的社會權力。「基督教的世俗化」則更進一步，連信仰的本質都改變了。
華人社會從未經歷基督教與政治的緊密結合， 因此並沒有西方世俗化的歷程。然而，基督教的世俗化在華人社會中，卻有可能比西方社會更顯著。當今的華人基督徒不只面對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也不只承受以祿所批判的法西斯或共產主義，更活在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中。根植於社會中的功績主義、團結主義和差序格局，都有可能造成信仰世俗化。雖然以祿透過《覺醒的呼召》提醒戰後世代要當心信仰世俗化，這提醒也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基督徒，而且可能更為重要。
2. 技術進步的迷思
以祿關於技術社會的核心主張是：技術終將脫離人手，成為具有自主性的系統，人反而受技術系統的支配。在《覺醒的呼召》中，以祿提到：「隨著智識與其技術表達日益緊密相連，知識分子也越來越傾向於成為技術人員，他們的行動範圍變得異常狹窄，儘管技術的可能性似乎不斷增加」。專業分工下的技術者，因為行動狹隘，最終無法駕馭整個技術系統。此外，「『技術』必須以最廣泛的意義來理解；我們可以想像文學技術、社會學技術、法律技術和歷史技術，而不只有科學技術」，換句話說，整個現代社會，包括藝術、法律和制度等專業領域，都是技術的表現，已然成為技術社會。
以祿並非反對技術，而是提醒我們必須小心技術變成了目的。對技術的反思不能等同於反對技術，但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很容易就把批判當成是反對。要不就把批判的對象指向特定的人，要不就把批判當作反對的手段，很少是有建設性的批判反思。華人基督徒處在技術發達的社會裡，更應該要對技術抱持批判性的反思，以祿說：「若聲稱我們能提供不含裂縫的手段或解決方案，能進行自帶效力的工作，都是反基督的工作」，意思是說，任何技術都有其不足之處，都不是萬能全備的解方，過分推崇技術，就是把技術當成了神，就是與神為敵。
3. 生態神學的反思
無論是憂心信仰的世俗化，或對技術社會的批判，都明顯反映出以祿思想中的末世論。而且，以祿更以主張「我們透過強大的技術手段，使世界和人類失去了平衡」，作為他面對末世的根本提問。這個提問背後，有著以祿的生態神學立場：我們不是先愛世界，而是因為愛神，也就愛神所創造、神看為美好的世界。然而，看為美好的一
切，都不能超越神。《覺醒的呼召》因此也蘊含了以祿核心的生態神學主張：「神聖的界限」（la frontière du sacré）。
以祿認為人的「智識（intelligence）確實可以侵入神聖領域」。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應該要「重新建立智識技術手段」，而且必須是基督徒，才能夠「發現世俗與神聖之間的界限」。因為唯有覺醒的基督徒，才得以完成「盡我們所能進行智識活動，但在冒險進入神聖領域時自願停止」的重要任務。而且，在我們的二十一世紀，不只是專業的智能，發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智能也應擔負相同的責任。
覺醒的呼召
這本書的法文原文標題（Présence au monde moderne）並不容易翻譯。présence 的意思是「實際在場、被看到的」或「在某處有實質影響的」狀態。monde moderne 雖可直譯為「現代世界」，但「現代」一方面是與傳統對立，一方面也是「當下」的意思；「世界」則顯然是地上的，是相對於「上帝之城」。讀者透過本篇導讀，應該已能明白以祿設定此一標題的用心。活在當下、在地上的基督徒，應該要「覺醒」，明白自己受差派的身分，是被「呼召」來完成末世的在世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