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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晚明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c. 1566–1640)譯寫的格言集《譬學》(1633)，與英國國教牧師亨利．皮坎(Henry Peacham, Sr., 1547–1634)纂輯的文藝復興修辭格手冊《說苑》(The Garden of Eloquence, 1593)為平行研究標的文本，而以列日學派(Groupe µ)的《普通修辭學》(Rhétorique générale, 1971)及佩雷爾曼(Chaïm Perelman, 1912–1984)的《新修辭學》(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1958)兩本歐陸新修辭學專著為分析的準據。
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嘗論譬法十種，其論述的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即譬喻中「已明的所取之端」與「未明的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進一步實踐說教與證道的宗教功能。而列日學派提出普通修辭理論的本意，是欲藉現代結構語言學的分析模式，提供更為科學而具系統性的辭格分類方法。因此本書之論旨有二：其一，以皮坎《說苑》中的文藝復興修辭格分類系統，比對高氏《譬學》中各式設譬手法；其二，以列日學派提出的修辭操作模式──抑損、增添、增損、更序──分別重新檢視《譬學》與《說苑》中的語形(metaplasms)、語義(metasememes)、語法(metataxes)、邏輯(metalogisms)四種修辭格，並以佩雷爾曼所謂「論辯」(argumentation)，解讀無法歸類於列日學派修辭理論中的其餘辭格。於此架構之下，本書分為五章進行析論：
第一章 本章首先爬梳兩部標的文本與文藝復興修辭學傳統間的關連，並藉由對西方修辭學史的討論，建立本書並時性研究的歷史實證性。其次，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的論述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而一則譬喻中的「所取之端」與「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則成為本書申論的起點。本章最後將引導修辭問題至更為深入的結構語言及符號層面，即「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
第二章 本章以語義辭格的分析為出發點，討論上述「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語義辭格討論的是字詞（或小於字詞的單位）與內容意義間的關聯，四種主要轉義俱屬此類。若按《譬學．自引》中所謂「由顯推隱，以所已曉，測所未曉」的設譬原則著眼，則本書欲解答的「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問題，應由兩個語彙單位(lexeme)間如何形成表達形式的轉換著手；易言之，這也是語言符號中符表(signifiant)與符旨(signifié)的形式與內容問題。
第三章 《譬學．自引》所析「明、隱、直、曲、單、重」六種譬法，都屬於語義辭格的探討範圍，而以重譬為界，之後的「有解、無解、對而相反、無對而疊合為一」四種譬法，除了仍依高氏所謂「兩端相類相稱」的基本法則施譬之外，已經由單純的「轉義」(trope)進入「句式」(schemate)的解析而成為另一個譬法討論範疇，本書也由此進入語法辭格的分析。本章由《普通修辭學》中零度及偏離的理論為始，分別析論《譬學》與《說苑》中語法辭格的四種修辭操作。
第四章 前文已析的語形、語義、語法三種辭格，乃基於語規(code)而成，建立在「文法↔修辭」的關係之上，而本章討論的邏輯辭格則基於符物(object)與符解(interpretant)間的聯結，建立在「修辭↔邏輯」的關係之上。《說苑》中仍有相當數量的辭格無法納入列日學派的辭格總表，而這類辭格在譬法與句式的背後，往往還涉及價值判斷──比方格言背後欲傳達的宗教意蘊。本章藉由佩氏《新修辭學》中的論辯及非形式邏輯理論，補充《普通修辭學》無法解讀的其餘辭格。
第五章 引發佩雷爾曼《新修辭學》理論的關鍵問題是「價值判斷能否通過推理加以證明」，佩氏的這則提問亦為本書關懷所繫，即宗教上的價值判斷能否藉修辭的操作而致正面的效果？譬法與句式的運用不僅只是表面的修辭現象，其背後牽涉的是在四個修辭場之外以勸服為目標的論辯。本書最後提出對列日學派普通修辭理論的檢討，也在修辭、論辯與證道三者間覓得關聯，而重新看待本書發軔的可見與不可見兩端。